2010年7月，泰康人寿与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联合启动了中国家庭寿险需求调查，并委托专业调研机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负责项目运作。整个项目历时近一年，通过国际通行的面对面问卷调查方式，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调查结果的真实、准确和全面，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6302户家庭，覆盖了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本次调查的最大特征是：充分考虑到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在国内首次以家庭为单位，准确调查寿险需求情况。2011年7月，在泰康人寿成立15周年之际，中国家庭寿险需求调查结果正式向社会免费发布。调查发现：如果遇到50万风险事件，半数左右的家庭束手无策，县域家庭比例更高达六成；而且在筹款路径选择上，基本都是靠存钱和借钱，保险的作用并不突出，但城市家庭中社保赔付的意识和能力较强。

       抗风险能力：50万不是小数目，半数左右家庭束手无策

我们在调查中设定了一个情境来探析中国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如果家庭主要劳动力得了大病，需要花费50万，请问您家会通过哪些渠道来筹集，各自可以筹集到多少？”

调查显示：半数左右家庭表示束手无策，其中城市和县域（包括县城和农村）中分别有45.3%和59.1%的家庭表示难以凑齐50万，而且资金缺口分别达到了10.2万和16.1万，占总花费的比重都在20%以上。可以说，中国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总体来说并不高，在面临突发风险的时候，极有可能陷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中。

       抗风险路径：靠存钱和借钱，保险作用还不大

如果对城市和县域家庭筹集50万时的首选路径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城乡之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城市家庭筹款路径的前三位依次是：存款（38.6%）→社保赔付（35.9%）→单位报销（7.2%）；县城家庭筹款路径则为：存款（44.6%）→社保赔付（25.7%）→向亲友借款（13.8%）；农村家庭筹款路径是：存款（52.4%）→向亲友借款（21.1%）→社保赔付（11.8%）。

对这些路径做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

特征一：第一渠道都是存款

从总体上看，城市、县城和农村家庭的第一反应都是存款，而且农村的比例还高一些。但对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家庭，以及月收入超过3000元的城市家庭来说，他们的第一反应是社保赔付。

如果我们从整体入选率来看，城市和县城家庭选择最多的渠道还是“存款”，比例分别为82.8%和79.2%，而农村家庭选择最多的是“向亲友借款”（76%）。

进一步来看，城市和县城家庭最大的筹款数额都来自于“存款”（9.9万，8.3万），比重占到将近20%，而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最大的资金却是“向亲友借款”（10.3万），当然对于家庭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农村家庭来说，借款能力只有6.6万元。

特征二：社保意识和能力普遍高于商业保险

在城市和县域家庭的第一渠道选择中，社保赔付都进入了前三位，说明家庭有一定的社保意识。但农村家庭想到社保赔付的比例却明显较低（11.8%），而同期调查显示，农村新农合的普及率达到了77.2%。

进一步来看，城市家庭中社保赔付的金额可以达到7.8万，仅次于存款的水平；但在农村地区，却只有区区2.4万，这对于50万元的资金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至于商业保险，城市、县城和农村家庭在第一渠道中选择商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4.8%，1.8%和2.4%，只分别排在各自的第5，第7和第5位上。而且商业保险对50万的贡献度并不高，城市、县城和农村分别为2.3万、0.5万和0.6万元。

特征三：家庭责任意识高，变卖资产不含糊

从总体入选率上来看，变卖固定资产选项在城市和县域家庭中都有较高的比例，分别为30.8%和32.4%，各自排在第4，第3位。可以说，这体现出每个家庭对成员的高责任意识。进一步来看，变卖固定资产在县域家庭中作用更大。对于县域家庭来说，“变卖固定资产”可以募集的资金额度在各项渠道中排名第三，达到6.8万元。

技术说明：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于2010年10-11月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天津、长沙、长春、太原、武汉、西安、重庆、海口、西宁、拉萨、贵阳、银川、青岛、宁波、大连、南通、保定、洛阳、齐齐哈尔、芜湖、九江、绵阳、玉溪、桂林、包头、克拉玛依、武威31个城市，以及福州连江县、天津静海县、青岛胶州市、宁波余姚市、南通海门市、长沙浏阳市、长春德惠市、太原古交市、洛阳汝阳县、齐齐哈尔讷河市、西安蓝田县、重庆綦江县、西宁煌源县、玉溪江川县、桂林临桂县等15个县城及周边农村地区进行，总计样本量为6302户家庭。调查结果根据家庭规模进行了加权处理，本次调查在95%置信区间的抽样误差为±0.74%。